学人自述：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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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这一认知观念是苏格拉底探索世界的基石，同样也为我的学术旅程奠定了起点。当我们勇于承认自身的无知之时，批判性思维的种子便开始生根发芽，由此诞生了更为敏锐的好奇心。反之，当我们摒弃批判性思维，仅仅依赖常识来诠释世界时，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丧失了值得深究的问题。从承认无知的那一刻起，研究者踏上了探索未知的好奇之旅，一个又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如潮水般涌现。
苏格拉底做学问的方式是与人讨论问题。在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院》当中，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和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宛如众星捧月般居于人群中心，而身穿绿袍的苏格拉底仍然站在角落里掰着手指和朋友聊天。苏格拉底与人讨论的方法（Socratic method）往往从被大家深信不疑的常识出发，通过抽丝剥茧不断发问的方式提出质疑，进而找到常识的漏洞和竞争性的解释。常识和竞争性解释之间的巨大张力常常让参与讨论的人瞠目结舌，甚至感觉难以接受。正因为苏格拉底这种发问的方法具有孕育新想法或核心困惑的强大功能，也被后人称为“精神助产术”。
一、计算中心的逻辑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在《跨越网络的门槛》一书的前言中写到：
“恰如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所言，现代社会的个体生活往往是一连串的陷阱。受限于个体在地化的知识，人们往往对社会结构与历史线索的转变习焉不察。传播学如何走计算的道路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困扰，然而如果想要理解它的内在逻辑就必须站在公共议题的高度。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大国之间的技术竞争与博弈变得白热化；在数字媒介方面，智能手机崛起，混合现实技术进入日常生活；从学术研究的趋势来看，计算社会科学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的研究兴趣也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尤其是从信息扩散到注意力流动、计算叙事的转变。回过头来看，这种转变的内在逻辑早已注定。无论是信息扩散、注意力流动还是神话故事，都是驱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涓涓细流。”
找到了好的问题，还需要匹配好的方法。拉图尔在《科学在行动》一书当中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计算中心”（the center of calculation）。采用人类学的方式研究科学实验室的运作机制，比如DNA的双螺旋结构是如何被科学家所发现的。拉图尔意识到每个研究者都是在地化的存在，试图获得却往往无法获得全局化的信息。然而，人类的知识却是全局化的。因而，只有把在地化的个体信息和知识累积起来，才能构建全局化的人类知识。完成这一过程，往往需要建立计算中心。拉图尔举了法国航海家拉彼鲁兹在大航海时代绘制太平洋航海图的例子。拉图尔将库页岛原住民的地方性知识与欧洲殖民者的全局化知识对立起来，而航海家只有将地方性知识传递到计算中心才能构建全局化知识，充满说服力地论证了计算中心的重要性。计算传播产业和计算传播学研究正是基于计算中心的逻辑建立起来的。最后，计算中心隐藏的风险是知识的“黑箱化”，应对的策略则是走向开放科学和因果推断。
二、群体动力学
群体动力学构成了计算中心内部的一个核心逻辑。我在2015年参与建立了南京大学计算传播学实验中心。计算中心里的老师构成了“铁打的营盘”，而学生则正如“流水的兵”。师生之间的相处与合作模式构成了一种群体动力（group dynamics）。群体动力学的提出者正是作为传播学四大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卢因。巧合的是，卢因特别喜欢采用聊天的方式和一群人一起做研究，颇有苏格拉底的遗风。
“传帮带”以及“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构成了我们这个小团队的核心理念。新人首先加入或接手前人的研究课题，在前辈的指导下做参与式的观察，通过积累经验来建立勇气。成员之间切磋、提问，在头脑中进行思想实验，通过积累数据和理论的方式激发内在的动力，从而开启自己的研究课题。这种薪火相传的模式促使计算中心的研究者们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也提高了参与者的主动性、自我认同和凝聚力。
在过去十年的学术旅程中，我得到了很多老师、朋友和学生的帮助。获评《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22-2023卷）》年度优秀青年学人于我而言是莫大的荣誉，更是有力的鞭策。面对崭新的研究问题，我必须坦诚的说：”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
- 新媒体编辑：张新俏
- 原载： 新闻与传播研究微信公号
刊物基本信息
- 刊名：《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
-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 ISBN：978-7-5203-4769-3
- 主编：胡正荣
- 执行主编：朱鸿军
- 主任：沙垚
- 副主任：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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